观察｜李培林：城镇化进入全面提升发展质量新(2)

对户籍制度改革大的方向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就是逐步放宽对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限制，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迄今为止，绝大多数学者对户籍制度弊端的分析，都集中在户籍制度限制和阻碍劳动力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城镇化的发展，也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但事实上，城镇化发展到现阶段，户籍制度弊端的另外一面也逐步显示，就是也限制和阻碍了城市人口向乡村的流动和逆城镇化趋势的形成。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任务，应该包括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和资源的双向流动，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做好制度安排。

也有学者对中国城镇化的继续快速发展表示出疑虑，认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及城镇化发展存在着诸多“结构性失衡”，支撑以往快速发展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投资红利”都已开始显现“拐点”，今后城镇化发展“从失衡到均衡”需要付出不断趋高的成本。

城镇化水平将会继续提高并突破75%的天花板

城市群和都市圈都属于城市功能地域布局的术语，是一种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特征。城市群通常是指以一个或多个中心城市为核心，以发达的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网络为依托，形成经济联系紧密、高度一体化的城市群体。而都市圈通常是指以超大城市、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大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础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户籍制度改革的主动权在城市自身，城市发展的人才和劳动力需求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动力，而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则形成户籍制度改革的财政压力，所以，户籍制度改革的进度是这种动力和压力的比较。当前在经济增长下行、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放缓情况下，户籍制度的改革也会成为一个长期过程。

迄今为止，关于一个国家城镇化水平的峰值，并无定论。目前，在人口规模超过3000万的发达国家中，城市化率已普遍高于80%。在中国，由于农民人数众多、人多地少，很多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即便实现了国家现代化，也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把80%以上的人口集中到城市居住。

新型城镇化的“新”，主要体现两个方面的新要求。一个是“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的新要求，即城镇化不仅是物理空间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更是全体人民走向高品质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这方面城镇化推进的重点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过程，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链条等向乡村延伸。

随着中国高速公路、高铁、城际轨道、城市地铁和航空等方面的快速发展，人们传统的生活半径、生活时空观念和工作方式都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的城市群和都市圈也随之迅速兴起，特别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和长江中游这五大城市群，都在推进同城化发展。以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展示出越来越强大的辐射能力，形成“1小时通勤圈”“90分钟商务圈”和“1日物流圈”等。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兴起，冲破了行政区划对跨域城镇化发展的束缚，同城化的发展也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了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中国城镇化道路的一个特色，就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和吸纳各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城镇化的长期发展规划，并分阶段地推进。2014年和2021年，中国先后制定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21-2035年）》。但由于城镇化的自身规律和中国城镇化的一些特有给定条件，中国城镇化的未来趋势有时也并不完全沿着规划的最优轨迹行进，把握这些趋势对应对中国城镇化的挑战至关重要。

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快速兴起

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李培林

文章来源：《中国发展观察》 网址: http://www.zgfzgczz.cn/zonghexinwen/2022/0927/1131.html